大家好，我是镇镇。5月17日，《日常对话》电影放映活动在法国文化中心顺利落下帷幕，我和团队伙伴算是松了口气（可以继续忙下一阵啦／捂脸）～

超级幸运的是，这次活动我们不仅邀请到导演黄惠侦来到活动现场，还请到了电影人程青松、独立电影导演袁园、拉拉母亲逍一起在映后与惠侦导演做了对谈；此外，对性与性别少数友好的法国使馆、瑞典使馆也给活动提供了大力支持，在这里特别感谢。要感谢的还有镇镇的工作伙伴们，大家鼎力相助使得活动顺利举行（比心）。

这次我也特别邀请朋友N.为活动撰写了这篇回顾（兼影评）文章，以飨更多没有来到现场的伙伴。N.在文章中写道：
 

“把镜头回转，对准自己，《日常对话》向我们展现了导演是如何诠释暴力、底层、女同志、母职、父权、生死观、爱……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展现了如何不让自己成为自身生活的“局外人”，如何撕下身上的标签，使生活还原为生活，而人还原为人。”
 

带上“性与性别少数”的标签出现在公众面前——我们需要被看到，再揭掉这些标签——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这也是镇镇希望在517不再恐同恐跨恐双日希望看到的：现身、去污名，也彼此相认、共同探索多元的生活方式。

黄惠侦导演与女儿小友（化名）
 

我趴在地上，藏身黑暗的角落，用两根手指“走来走去”地和小友玩角色扮演。6岁的小友很会编故事，还煞有介事地指导我的手指进行表演。一番波折后，好人终于得救，坏人终于伏法。小友探头出去望了望仍然在演讲的妈妈，又缩回来，非常大度地跟我说：“妈妈还在讲诶，那你跟我聊天好不好？”。
 
小友的妈妈，是纪录片《日常对话》的导演，黄惠侦。从小友的身上，我总是可以看见她的影子。精灵一样小巧的身形和漂亮的眼睛，言语温柔，会为了很小的事情认真道谢。
 
结束后，黄惠侦导演问我和小友刚刚是不是在讲故事：“是小友在讲，还是小N在讲啊？”。
 
“都是小友讲的，小友超会编故事呀。”
 
听了这话，黄惠侦温柔地笑起来，拉着小友告诉我们：“我总说她有当编剧的天赋，就像她阿嬷一样。”

在纪录片《日常对话》中，阿女（黄惠侦的母亲，小友的阿嬷）堪称一位“人生编剧”：职业编剧编造的是舞台上、银幕上的情节，而阿女编造的，是自己的人生。阿女是一名女同性恋，年轻时被家里安排嫁了一个好赌嗜酒的丈夫，又生了两个女儿。丈夫经常打骂她和女儿，终于，忍无可忍的阿女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逃出了那个家。由于没有户口，两个女儿无法上学，阿女只好带她们做“牵亡”（一种超度仪式）维持生计，还要躲避丈夫的寻找。后来，丈夫自杀，阿女和孩子们的生活慢慢步入正轨……

当黄惠侦的镜头对准母亲的前女友们时，才意外地发现，原来母亲向周围人隐瞒了自己的过去。在阿女的叙述中，黄惠侦和妹妹是领养的小孩，那段失败的异性婚姻也不存在。没有家暴，没有逃亡，没有来自丈夫的威胁，女友们所认识的阿女，是一个风流又体贴的好情人。
 
在影片旁白里，黄惠侦说：“那个下午我一直在笑，但其实，我心里很难过。”
 
因为那些残酷的真相，无人谈及。

这部影片名为《日常对话》，但单以内容而论，或许叫《日常沉默》更为贴切。在家的时候，阿女始终寡言，面对女儿的镜头和追问，总是用几句话生硬作答。只有偶尔闪烁的泪花，泄露她内心深处的爱与痛。母女的对话似乎总小心翼翼地绕着圈子，圈子中间是什么？这个谜底，一直到影片的后半才终于揭开。
 
当母女又要陷入“我觉得你并不爱我”的怪圈中的时候，黄惠侦突然的坦陈划破了横亘在两人中间的沉默。泪流满面，她拼上了最后一块缺失的真相，关于儿时父亲对她的性侵。而阿女红着眼圈，说，我不知道。
 
看到这里我第一反应是：阿女怎么可以不知道？她毕竟是母亲啊。
 
但黄惠侦紧接着在旁白里娓娓道来，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不敢问，不敢提，只能用那个想象中的场景折磨自己，这甚至比真相更加疼痛。这甚至让她不相信女儿仍然爱她。
 
她语气平和，我却被其中的爱意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折服。不禁去思考是怎样的生命经验，使她能在影像的留白处完成这样一次对话。

 
在映后交流中，黄惠侦导演解答了这个困惑。

她说，虽然素材积累断续十余年光阴，但真正决心要把这个片子完成，是在女儿小友出生之后。
 
“我自己的身份从别人的女儿变成别人的母亲这件事，带给我很多学习。生了孩子之后，我才会知道这个社会究竟是如何对待一个成为‘母亲’之后的人。‘母亲’这个身份，受到很大的，而且是过大的社会期待和压力。以前你是别人小孩的时候，就觉得‘是啊，妈妈不就是应该那样吗’，无私的大爱的牺牲的奉献的，你觉得好自然，因为从小到大都被告诉说妈妈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可是在我自己当了母亲后，才突然惊觉，我不是生下来就是小孩的妈。在生她之前，我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生命的经验，我怎么会突然因为怀胎十月，就突然软件升级，成为一个无敌女超人？我才意识到这个荒谬。”
 
也是从这里开始，黄惠侦有了勇气去“面对真正的问题”。她问出口的问题是对母亲，对亲人，对自己，而没有问出口的问题，是对看到这个故事的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生活的每一个人。
 
是什么让弱势者对自身遭遇的暴力缄口不言，引以为耻？

是什么让我们对一个“母亲”有如此苛刻的要求？

我们是否用无数标签淹没了完整的、鲜活的“人”？
……
 
问题一直存在，然而由谁提问，向谁提问，被谁解答却是另一回事，黄惠侦说，当她第一次看到摄影机的时候，她发现了一种东西。
 
“我看到了诠释权。”

把镜头回转，对准自己，《日常对话》向我们展现了导演是如何诠释暴力、底层、女同志、母职、父权、生死观、爱……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展现了如何不让自己成为自身生活的“局外人”，如何撕下身上的标签，使生活还原为生活，而人还原为人。这一点恐怕是故事之外的拍摄者很难做到的，因为那些最明显、最“弱势”的标签往往遮盖了一个人，一个群体其他的部分，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同时也遮盖了我们去认识一个人的视野。
 
导演和几位嘉宾一直反复强调，《日常对话》不是一部关于“女同性恋”的影片，而是一部关于“人”的影片。电影上映后屡获殊荣，有许多专业影评引入了种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宏大概念，但黄惠侦要表达的恰恰相反。
 
黄惠侦要表达的，正是拒绝用概念、结构、标签去切割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性。概念编织的网太疏松了，许多small talk（日常对话），许多小人物的悲欢，会从网眼中漏下去。而ta们是同样重要的，是不该被忽略的。黄惠侦要表达的，正是从这些“大词”，这些标签，这些社会期待之中，夺回诠释自己生活的权力。
 
巧合的是，尽管没有摄影机，用的方法也有些笨拙，但阿女做了同女儿相似的事——自己诠释自己的人生。
 
活动现场，黄惠侦开玩笑说：“如果需要编剧的话，我觉得我妈妈很合适诶。”阿女选择不去触碰过往，选择编织一个新的，没有暴力和伤害的人生。而黄惠侦则选择揭开过往，去重新讲述这段经历。
 
这一次，她们大声谴责施暴者，她们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并在镜头前自然地展现。
 
这一次，她们不是沉默的羔羊，不是某个深夜突然消失的妻子和女儿，不是“边缘群体”，而是故事的主人公，是有复杂感情和惊人勇气的，鲜活的人。

特约撰稿员  N.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