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 | 乔晓彭：找到最被压迫的声音
2019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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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晓彭，资深性权利社会活动家。生于50年代，经历过文革末期的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参加国家登山队攀登海拔7700米的西藏南迦巴瓦峰，后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中枢——国家体改委工作十余年。90年代中后期，乔晓彭成为北京女同社区从萌芽到建立这一过程的亲历者，此后她远赴重洋近10年深造性别与性相关课题。博士学成回国后发起创建“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中心”，致力于为那些在性和性别方面最受歧视的人群争取性权利。
乔晓彭执导的电影《宠儿》(2011) 海报
“谁都觉得同性恋是精神病，我们觉得我们不是精神病人，也不是变态，我们就是相爱。”
1975年，我十八岁，经历了文革末期的上山下乡，我和中学同学都到北京郊区的延庆插队，其中有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在延庆那会挺苦的，但是我和女朋友在一起，觉得特好玩。当时还是文革，男女之间都不怎么讲话，女的跟女的就没人管，我们俩都说我们不是同性恋，但我们不要结婚，要永远在一起，但是后来大家都结婚了，又都离婚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1978年上的大学，学经济。在大学里我也有女朋友，那时候不许谈恋爱，男女之间交往别人会认为特别差劲，个别公开谈恋爱的学生，学校会警告他们不许那样，但是女孩和女孩在一起根本没人管。我跟女朋友老在一个床上睡觉，就有人说我们是同性恋。当时她有本什么精神字典，打开一看就写着同性恋是变态什么的，谁都觉得同性恋是精神病，我们觉得我们不是精神病人，也不是变态，我们就是相爱，也说过不结婚。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就都开始找男的，她也找了，我也找了，可能我们俩都是双性恋，我那时候是有男朋友也有女朋友，都觉得挺喜欢，女朋友知道我有男朋友，但男朋友不知道我有女朋友。我女朋友比我大好多，快毕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岁数大了应该结婚，我们班十几个女生大概九个都跟班里或者学校的同学结婚了，她也觉得该结婚，就结婚去了。
大学毕业我在一个机关工作，特别无聊，整天坐在那没事干。当时听说国家要组建登山队去登最高的处女峰，海拔7700米的西藏南迦巴瓦峰，体委公开招队员，但是招不上来女的，我就想办法找到登山处的人要求面试，去了之后跟人家吹牛，说我怎么怎么棒，他们就让我先去训练一段时间，然后测试，我就参加了中国登山队。那会我特别害怕，面试的时候那些人没有耳朵的、没有鼻子的、没有手的，要去西藏了，我就觉得自己要死了，就想赶快结婚吧。我当时有两个男朋友，我先问了其中一个，那人说“别问我，我不结婚，你问那个去吧。”我就问另一个，我觉得他当时有别的女朋友，我一逼着他，也就跟我结了，不是马上结婚，就是先登记了。我当时就想挑战，也觉得有意思，西藏确实特别美，到那你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渺小，太美了。那一年我好像跟谁都没联系了，去一个特别生的地方，就知道是探险，什么后顾之忧都没有，先训练然后爬山，就干这个事，当时都觉得不想回来了，但是后来还是回来了。
1984年我回来以后换了一个单位，也是国家机关，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中南海里上班，调研各种跟经济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挺有意思的，你写的东西要是写好了能给总理、副总理看。最开始我搞收入分配，后来做社会保险，涉及医疗和养老制度的改革方案，能到不同的地方去调查，见到很多领导，然后写点不疼不痒的东西给领导交差。后来朱镕基要把医疗制度改成私有化，个人交钱，你交多少就可以保多少，单位再给你交一点，等于你不交钱就没有保险。我觉得社会保险就应该讲公平，大家都应该有同样的东西，而不是看个人交多少钱。我们当时就老写东西批判，不赞成这么改，但是也没办法，你只能听头儿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干着没什么意思，正好我后来的女朋友苏茜回英国了，她在念书，我也想跟她一块去，1998年我就出国了。
苏茜是一个外国朋友介绍我认识的，她来北京来找工作，住在我家，有一次她跟我说她是双性恋，后来就经常找一堆人在我家里开party，都是gay。我看她都敢说自己是双性恋，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告诉她其实我也有过女朋友。后来我们俩就好了，我就把我老公轰到别的屋子去睡，我们俩就慢慢开始了，不是特别认真的那种关系，也没讲清楚是当女朋友，就是打炮之类的，但是一直两个人特别好。后来她在UNDP（联合国开发署）找到了工作，有了房子就搬走了，我们差不多也就吹了。
苏茜认识一个北京的gay叫吴春生，那男孩好多次想组织男同性恋一块搞聚会，都被警察拦着不让开，在私人家里开party都不让，他曾经叫过四十几个人，警察就逼着他当场给这四十几个人打电话取消这party。后来吴春生搬到苏茜家去住了。那时候三里屯有很多外国人来，他们俩就说每星期三叫大家都去酒吧，也不说什么就是喝酒，当时三里屯大概只有五六家酒吧，他们就选了一个叫City的吧。那个酒吧的老板是个女的，挺欢迎同性恋去的，她其实也能看出来，但她说没事反正有生意就行。那会每个星期都在City聚会，挺高兴的。后来City换了个男老板，他不愿意要同性恋，把那个酒吧开成了一个小姐的吧，人家不欢迎了就又换地方，换不同的酒吧，变得特别闹，每一次你都不知道该去哪个吧，有的酒吧老板特别不欢迎，有的特别欢迎就是为了钱，反正就是换来换去。
1995年在北京怀柔召开世界妇女大会，是一个非政府的论坛，一大堆女的，有不同的帐篷，不同的主题，你想去听什么就去听什么。我是代表中央国家机关去的，但是整天待在女同性恋的帐篷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女同在那里谈女同的问题，她们有的时候就是玩，有的时候是有主题的讨论。我当时还找了一个女朋友，我们俩整天在她的屋子里玩，在屋里玩够了就出去，在不同的帐篷里乱听。
苏茜告诉我，世妇会的时候吴春生组织了一个大party，把世妇会上的女同志，和他能叫的所有男女同志都叫到北京的莱特曼迪斯科跳舞，后来变成一个特别大的事，吴春生事后被警察抓了起来。他当时和苏茜一块住在外交公寓，有个警察跟他说，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他刚一出公寓的门，有个车把他弄起来就走，什么都不说就关起来了。然后苏茜就天天去找，她爸在联合国工作，也给中国的一个什么大官打电话，活动了半天，警察什么都没说又把他给放了，放回到原籍，跟他说你再也不许回北京。他一放出来马上就坐飞机回北京了。
1996年有一天苏茜在一条小胡同里发现一个艺术家的酒吧，特别空，里面还有点画什么的在那卖，她就说这个酒吧不错。当时正好是6月份，她想要搞一个纪念石墙的活动，就去问酒吧的老板能不能在他那开一个party，生日party。老板说行，来吧、没事，你们干什么都行。他们就开始通知人。之前这么多次聚会一般都没有女的，每次苏茜都拉着我，来吧来吧假装是女朋友，其实我们俩也不是女朋友，就是为了有visibility（可见性），让人能看见还有女的，每次进来人我们俩还抱在一起，给人表演，一来女的我们都特激动，但是就真的没超过三四个女的。那时候我正好参加一个业余登山队去西藏登山了，苏茜给我打电话，说你回来、你一定回来，我们要开纪念石墙的party，这回一定能开成，还告诉我有8个女的要来，我当时说北京有8个女的吗？她说真有8个，让我一定得回来，我就提前回来了。当时我们整个登山队都没离开呢，到拉萨机场超过100公里的距离，就我一个人回来的。
Party那天本来是吴春生做主持，他进了那个酒吧以后发现有警察，便衣的，他就说我不能做主持了，因为之前警察抓他的时候跟他说了你再也不能干了，而且也不能来北京，他就让我做主持。我说好吧，反正是生日party嘛，我就跟大家说，谁知道今天是谁的生日，就耳朵对耳朵传，别说出来，不知道的问知道的，有人说是纪念石墙多少周年，大家就相互的传。我说大家知道的都来告诉我，每个人都过来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就跟我说，我知道今天是谁的生日，是我们大家伙的生日，那个时候真的特别感动。都知道有警察，不能说今天庆祝石墙，只能说是谁谁的生日，真买了蛋糕，真有蜡烛，还发点糖、发点安全套什么的，大家都吹着玩。我在一个文章里写过那天的活动，来了60个人，8个女的。
《宠儿》剧照，女主角张希和丈夫在她的生日聚会上
“这个会开完之后真的有了热线，真的有了杂志，后来福特还给了钱，她们就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叫北京姐妹。”
1997年的时候，香港支持开了第一次男女同性恋大会，我们都觉得那个会组织得不那么来劲。开完会有两个女的就跟我说，咱们女的也开一个会吧。然后三四个人就在我家一块商量，开会要讨论什么主题，邀请什么人，还要有人负责。之后十几个人来我家一块选了六个委员，本来要选我，因为当时已经知道我1998年要出国了，我就没当那个委员。我们先想，假如开会我们要出什么结果，有人说想办杂志，有人说想办热线，还有人说想做一个network，就是网络，我们就确定了三个主题，六个委员每两个人负责一个主题，会上主要讨论这三件事怎么做、谁去做，这两个人不一定要管这件事，她们就组织大家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讨论，最后会议的结果是这三件事有人负责做下去。开会当然也要有分享的时间，大家不都得诉苦嘛，诉完苦、讲怎么难，然后再谈希望，谈这三件事是我们大家现在能看得到的。这个会开完之后真的有了热线，真的有了杂志，后来福特还给了钱，她们就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叫北京姐妹。
我们当时有十几个人，可能十个都不到，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就是通过口口相传。有一个人我觉得她特别有用，她跟谁都睡，都把人家带过来，这圈子人就多了，她跟人家睡，还不愿意时间长了，她跟人家一吹了人家还得到这来找，我觉得她特别棒，她是发展社区的积极分子。反正那时候她可能没有不睡的，每次来都能带新人，挺不错的，有时候也挺讨厌的，来的新人她跟人睡了，又不要人家了，人家也有特伤心不来了的。还有一个女的叫李京，她最开始给李银河写信，给方刚写信，因为他们都出过同性恋的书，可能还有张北川吧，就说想知道别的同性恋。她自己在邮局里弄一个信箱，这些信不能寄到家里，都寄到这个信箱，她去取，然后给每个人写信。所以第一次女同性恋大会在1998年的时候开成了，都是李京联系的人，从外地来了好多人。
开会之前我说需要钱的话我们做一个大party，我找的地，因为我要出国挺长时间，就把家里的东西都打包，包得特别好看，就卖这些东西。谁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让所有志愿者都来包，包完之后就十块钱一个卖，二十块钱一个CD，她们都特懒，把五个CD放在一块了，才买十块钱。我说你别呀，一个一个包好了好卖钱呀。有些特破的东西，你包得特好看，人家就都买了。后来什么都卖光了，没得卖了，她们还说卖我，我就穿着衣服在上面走来走去，说谁买？然后就有个女的把我买了，300块钱。那次可能赚了5000块钱，我说这个钱给李京，外地来开会的人需要钱的就用这个钱，开会租场地什么的也需要钱。后来李京说一分钱都没花，外地的人来开会都觉得特高兴，不要钱。因为这个钱是大家一块挣的，谁都有权说这钱怎么花，挺好的，这是一个社区活动么，那时候都不是特正式，但是都搞得特别热闹，谁都不是为了钱，都是为了好玩。
1998年可能10月份我就走了，先是工作一年，然后去念书，念书本来是一年，接着就念下去了，2007年才回来，走了快十年。我当时念的是性别，Gender development（注：性别发展）。之前不是一直搞医改嘛，后来因为参加了世妇会，发现还有男女不平等的，就说要不然学学这个吧。那时候苏茜回国了，我也想跟她在一块念书，就去申请钱，可能因为我在中南海工作，人家觉得搞医改也应该懂性别，就给了我钱让我去念。念完了性别又去念性，就是英国的那个叫Sexual dissidents，性持不同政见者，美国就叫LGBT。念完两个硕士我又读了一个四年的博士，博士论文做的是艾滋病，2003年回来做了一年的访谈，又回去写论文。念完博士之后到印度工作了不到一年，在亚洲性资源中心当主任，那个老板特别差劲，我就辞职了，2007年回来的。
我都不知道回来干什么，就想有工作就做，做顾问什么的。福特基金会找过我两次，问我想干什么，我都没想法。“粉色空间”是后来几个认识的女同说好一起做的。我其实不想只做女同，我们现在主要做的都不是女同的项目，因为比较起来，小姐没有组织，同妻没有组织，女同还是有一些组织，有一些声音，有一些渠道，有一些资源的。我就在慢慢找，谁在性和性别方面最受歧视，我就做这个人群。比如同妻，我采访过一个同妻的故事，被《嘉人》杂志登了，好多小白领打电话过来怀疑自己是同妻，有些真的是，都挺惨的，比那些男同性恋惨多了，那些男同性恋还能出去找，这些女的就觉得受骗了，没地说去。我问过一个同妻：这跟老公在外面有外遇，找了一个女的，有什么区别吗？她说，有区别，那个你能说，人家能理解，这个不能说，没人理解。就这么大区别，不能说，她就惨。同妻是全世界的问题，美国的同妻网和我们有链接，最近《经济学家》登了我们的同妻组织，根本没采访我，我都不知道怎么登的，然后《参考消息》全文转载，中文报纸能写同性恋就不错了，我挺高兴的。我就想接着做这些人群，我刚请了一个专家，要做残疾人与性的项目，我们要推广，要不然别人也不知道原来残疾人还有性，还有性的需求，还有欲望，还有感情，人们尽看你的残疾，不把你当人看，所以我们就做这个，我相信能做得特别好。我还看过一个单身母亲的小组，很多都是中年妇女、下岗女工、很多离了婚，没有别的工作能要她们，她们就去当保姆。又是下岗女工、又是保姆、又是离婚的，多重歧视，我也想做她们的项目。现在女同可以有一些渠道去争取性权利了，这些人群可以和女同去学，怎么去组织，怎么发出声音，怎么样去做自己的representation（注：表达），把他们的故事也表达出来，鼓励他们去成立组织。
《宠儿》海报
同妻的工作我可能等一段再做，现在不做了，因为我觉得有点不舒服，现在主要是一些受了教育的人在做，不像我们以前做女同的时候，什么人都可以做，三教九流，什么阶层都有。那些受了教育的、有收入的、城市的人，觉得自己是领导者，可能排挤那些受教育低的，不是城市里的人，我就特别没喜欢，我觉得确实受了教育的人能力强一点，但是她们不是受压迫最深的人。我见过有50多岁的同妻，来的时候那脸，盖张纸都哭得过了，这是北京话，就是说跟死人差不多，脸都是黄的，从来没笑过，一辈子受这个苦，丈夫也不如他，又不挣钱，又不好看，但是根本就不能想离婚的事，这个婚姻压着她，没地去说。同性恋就是一个污名，你不敢跟家里说，不敢跟孩子说，你也不敢离婚，你想这一辈子多惨啊！我特别感动就是有一个农村的同妻，第一次来开会，说觉得是死刑变成无期了，第二次来开会，觉得无期徒刑又减了几年，觉得能活了，能想一个出路了，以前就压着你都不能想，没有出路，就这么压着，就这么忍着。可是那些受教育少的、年纪大的、农村的人，她不会上网，也没有Email，你要找这个人，就得给她打电话，第一次找不着还得再打，三次、四次、五次，有时候也不知道她愿不愿意接电话，因为同妻家里有老公嘛，你也觉得不方便，好多事变得特别麻烦，我都得忍着，是挺累的。但是我觉得就得帮助这些人，不然这些人永远没有出头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要一群有知识的人来开会，说那些话都是一套一套的，什么样的人都来才有意思，组织运动应该组织不同的运动，做小姐、做同妻、做艾滋病感染者，我都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
做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动力。比如disability（注：残疾人）这个事，我知道艺术的形式感染力特别强，肯定能给残疾人的感情生活，他们的性，他们的欲望一个再现，要不然的话没人知道。我去英国开会的时候，请一个老师给我介绍一本关于disability in sex（注：残疾人的性）的书，他想了半天说，没有。我说，好，太好了，没有的话我就要做，我就特别想做这事。包括那个残疾人之家的主任都说，快来做做这个吧，残疾人没完没了的生孩子，你说都生一群废物，这个社会可怎么办呢！真的，我不想改变太多，我就想改变一点他的想法，对在他的关爱之家的那些残疾人都会有帮助，他首先把他们当作人，他知道这些人都是有感情的，是有性的需求的，从另一个角度，他能学到一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
乔晓彭执导的电影《奇缘一生》(2013) 海报
乔晓彭执导的电影《奇缘一生》(2013) 海报
乔晓彭执导的电影《宠儿》(2011) 海报
1975年，我十八岁，经历了文革末期的上山下乡，我和中学同学都到北京郊区的延庆插队，其中有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在延庆那会挺苦的，但是我和女朋友在一起，觉得特好玩。当时还是文革，男女之间都不怎么讲话，女的跟女的就没人管，我们俩都说我们不是同性恋，但我们不要结婚，要永远在一起，但是后来大家都结婚了，又都离婚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1978年上的大学，学经济。在大学里我也有女朋友，那时候不许谈恋爱，男女之间交往别人会认为特别差劲，个别公开谈恋爱的学生，学校会警告他们不许那样，但是女孩和女孩在一起根本没人管。我跟女朋友老在一个床上睡觉，就有人说我们是同性恋。当时她有本什么精神字典，打开一看就写着同性恋是变态什么的，谁都觉得同性恋是精神病，我们觉得我们不是精神病人，也不是变态，我们就是相爱，也说过不结婚。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就都开始找男的，她也找了，我也找了，可能我们俩都是双性恋，我那时候是有男朋友也有女朋友，都觉得挺喜欢，女朋友知道我有男朋友，但男朋友不知道我有女朋友。我女朋友比我大好多，快毕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岁数大了应该结婚，我们班十几个女生大概九个都跟班里或者学校的同学结婚了，她也觉得该结婚，就结婚去了。
大学毕业我在一个机关工作，特别无聊，整天坐在那没事干。当时听说国家要组建登山队去登最高的处女峰，海拔7700米的西藏南迦巴瓦峰，体委公开招队员，但是招不上来女的，我就想办法找到登山处的人要求面试，去了之后跟人家吹牛，说我怎么怎么棒，他们就让我先去训练一段时间，然后测试，我就参加了中国登山队。那会我特别害怕，面试的时候那些人没有耳朵的、没有鼻子的、没有手的，要去西藏了，我就觉得自己要死了，就想赶快结婚吧。我当时有两个男朋友，我先问了其中一个，那人说“别问我，我不结婚，你问那个去吧。”我就问另一个，我觉得他当时有别的女朋友，我一逼着他，也就跟我结了，不是马上结婚，就是先登记了。我当时就想挑战，也觉得有意思，西藏确实特别美，到那你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渺小，太美了。那一年我好像跟谁都没联系了，去一个特别生的地方，就知道是探险，什么后顾之忧都没有，先训练然后爬山，就干这个事，当时都觉得不想回来了，但是后来还是回来了。
1984年我回来以后换了一个单位，也是国家机关，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中南海里上班，调研各种跟经济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挺有意思的，你写的东西要是写好了能给总理、副总理看。最开始我搞收入分配，后来做社会保险，涉及医疗和养老制度的改革方案，能到不同的地方去调查，见到很多领导，然后写点不疼不痒的东西给领导交差。后来朱镕基要把医疗制度改成私有化，个人交钱，你交多少就可以保多少，单位再给你交一点，等于你不交钱就没有保险。我觉得社会保险就应该讲公平，大家都应该有同样的东西，而不是看个人交多少钱。我们当时就老写东西批判，不赞成这么改，但是也没办法，你只能听头儿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干着没什么意思，正好我后来的女朋友苏茜回英国了，她在念书，我也想跟她一块去，1998年我就出国了。
2009年，乔晓彭（右一）在创意”Spark09“大会
“有一个男孩跟我说，我知道今天是谁的生日，是我们大家伙的生日，那个时候真的特别感动。”苏茜是一个外国朋友介绍我认识的，她来北京来找工作，住在我家，有一次她跟我说她是双性恋，后来就经常找一堆人在我家里开party，都是gay。我看她都敢说自己是双性恋，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告诉她其实我也有过女朋友。后来我们俩就好了，我就把我老公轰到别的屋子去睡，我们俩就慢慢开始了，不是特别认真的那种关系，也没讲清楚是当女朋友，就是打炮之类的，但是一直两个人特别好。后来她在UNDP（联合国开发署）找到了工作，有了房子就搬走了，我们差不多也就吹了。
苏茜认识一个北京的gay叫吴春生，那男孩好多次想组织男同性恋一块搞聚会，都被警察拦着不让开，在私人家里开party都不让，他曾经叫过四十几个人，警察就逼着他当场给这四十几个人打电话取消这party。后来吴春生搬到苏茜家去住了。那时候三里屯有很多外国人来，他们俩就说每星期三叫大家都去酒吧，也不说什么就是喝酒，当时三里屯大概只有五六家酒吧，他们就选了一个叫City的吧。那个酒吧的老板是个女的，挺欢迎同性恋去的，她其实也能看出来，但她说没事反正有生意就行。那会每个星期都在City聚会，挺高兴的。后来City换了个男老板，他不愿意要同性恋，把那个酒吧开成了一个小姐的吧，人家不欢迎了就又换地方，换不同的酒吧，变得特别闹，每一次你都不知道该去哪个吧，有的酒吧老板特别不欢迎，有的特别欢迎就是为了钱，反正就是换来换去。
1995年在北京怀柔召开世界妇女大会，是一个非政府的论坛，一大堆女的，有不同的帐篷，不同的主题，你想去听什么就去听什么。我是代表中央国家机关去的，但是整天待在女同性恋的帐篷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女同在那里谈女同的问题，她们有的时候就是玩，有的时候是有主题的讨论。我当时还找了一个女朋友，我们俩整天在她的屋子里玩，在屋里玩够了就出去，在不同的帐篷里乱听。
苏茜告诉我，世妇会的时候吴春生组织了一个大party，把世妇会上的女同志，和他能叫的所有男女同志都叫到北京的莱特曼迪斯科跳舞，后来变成一个特别大的事，吴春生事后被警察抓了起来。他当时和苏茜一块住在外交公寓，有个警察跟他说，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他刚一出公寓的门，有个车把他弄起来就走，什么都不说就关起来了。然后苏茜就天天去找，她爸在联合国工作，也给中国的一个什么大官打电话，活动了半天，警察什么都没说又把他给放了，放回到原籍，跟他说你再也不许回北京。他一放出来马上就坐飞机回北京了。
1996年有一天苏茜在一条小胡同里发现一个艺术家的酒吧，特别空，里面还有点画什么的在那卖，她就说这个酒吧不错。当时正好是6月份，她想要搞一个纪念石墙的活动，就去问酒吧的老板能不能在他那开一个party，生日party。老板说行，来吧、没事，你们干什么都行。他们就开始通知人。之前这么多次聚会一般都没有女的，每次苏茜都拉着我，来吧来吧假装是女朋友，其实我们俩也不是女朋友，就是为了有visibility（可见性），让人能看见还有女的，每次进来人我们俩还抱在一起，给人表演，一来女的我们都特激动，但是就真的没超过三四个女的。那时候我正好参加一个业余登山队去西藏登山了，苏茜给我打电话，说你回来、你一定回来，我们要开纪念石墙的party，这回一定能开成，还告诉我有8个女的要来，我当时说北京有8个女的吗？她说真有8个，让我一定得回来，我就提前回来了。当时我们整个登山队都没离开呢，到拉萨机场超过100公里的距离，就我一个人回来的。
Party那天本来是吴春生做主持，他进了那个酒吧以后发现有警察，便衣的，他就说我不能做主持了，因为之前警察抓他的时候跟他说了你再也不能干了，而且也不能来北京，他就让我做主持。我说好吧，反正是生日party嘛，我就跟大家说，谁知道今天是谁的生日，就耳朵对耳朵传，别说出来，不知道的问知道的，有人说是纪念石墙多少周年，大家就相互的传。我说大家知道的都来告诉我，每个人都过来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就跟我说，我知道今天是谁的生日，是我们大家伙的生日，那个时候真的特别感动。都知道有警察，不能说今天庆祝石墙，只能说是谁谁的生日，真买了蛋糕，真有蜡烛，还发点糖、发点安全套什么的，大家都吹着玩。我在一个文章里写过那天的活动，来了60个人，8个女的。
这次party之后那个酒吧就成了北京的第一家同志酒吧，叫half and half，一半一半。之后就不用每次打电话通知人去不同的地方，换不同的酒吧了，然后女的也多起来。女的一多呢，我们就开始有不同的活动，有的时候去公园玩，有的时候去打球，有的时候去吃饭，有的时候去莱特曼跳舞。活动一多了，就说是不是有人能负责组织，你爱运动你就负责通知大家组织运动，你喜欢逛公园的你就负责通知大家去逛公园，反正就这几个人，大家谁都认识，但是你就负责通知。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什么公园委员、运动委员、吃饭委员、跳舞委员，什么委员都有。有了hotline（热线）之后，我们就开始讨论hotline里面的问题，每个星期天我们在一对男同开的咖啡厅里讨论，因为大家都没培训过，就讨论都遇到过哪些问题，问题怎么回答，这些讨论完了，就开始讨论还有什么问题，凑问题下次讨论，慢慢也有了讨论委员。
《宠儿》剧照，女主角张希和丈夫在她的生日聚会上1997年的时候，香港支持开了第一次男女同性恋大会，我们都觉得那个会组织得不那么来劲。开完会有两个女的就跟我说，咱们女的也开一个会吧。然后三四个人就在我家一块商量，开会要讨论什么主题，邀请什么人，还要有人负责。之后十几个人来我家一块选了六个委员，本来要选我，因为当时已经知道我1998年要出国了，我就没当那个委员。我们先想，假如开会我们要出什么结果，有人说想办杂志，有人说想办热线，还有人说想做一个network，就是网络，我们就确定了三个主题，六个委员每两个人负责一个主题，会上主要讨论这三件事怎么做、谁去做，这两个人不一定要管这件事，她们就组织大家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讨论，最后会议的结果是这三件事有人负责做下去。开会当然也要有分享的时间，大家不都得诉苦嘛，诉完苦、讲怎么难，然后再谈希望，谈这三件事是我们大家现在能看得到的。这个会开完之后真的有了热线，真的有了杂志，后来福特还给了钱，她们就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叫北京姐妹。
我们当时有十几个人，可能十个都不到，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就是通过口口相传。有一个人我觉得她特别有用，她跟谁都睡，都把人家带过来，这圈子人就多了，她跟人家睡，还不愿意时间长了，她跟人家一吹了人家还得到这来找，我觉得她特别棒，她是发展社区的积极分子。反正那时候她可能没有不睡的，每次来都能带新人，挺不错的，有时候也挺讨厌的，来的新人她跟人睡了，又不要人家了，人家也有特伤心不来了的。还有一个女的叫李京，她最开始给李银河写信，给方刚写信，因为他们都出过同性恋的书，可能还有张北川吧，就说想知道别的同性恋。她自己在邮局里弄一个信箱，这些信不能寄到家里，都寄到这个信箱，她去取，然后给每个人写信。所以第一次女同性恋大会在1998年的时候开成了，都是李京联系的人，从外地来了好多人。
开会之前我说需要钱的话我们做一个大party，我找的地，因为我要出国挺长时间，就把家里的东西都打包，包得特别好看，就卖这些东西。谁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让所有志愿者都来包，包完之后就十块钱一个卖，二十块钱一个CD，她们都特懒，把五个CD放在一块了，才买十块钱。我说你别呀，一个一个包好了好卖钱呀。有些特破的东西，你包得特好看，人家就都买了。后来什么都卖光了，没得卖了，她们还说卖我，我就穿着衣服在上面走来走去，说谁买？然后就有个女的把我买了，300块钱。那次可能赚了5000块钱，我说这个钱给李京，外地来开会的人需要钱的就用这个钱，开会租场地什么的也需要钱。后来李京说一分钱都没花，外地的人来开会都觉得特高兴，不要钱。因为这个钱是大家一块挣的，谁都有权说这钱怎么花，挺好的，这是一个社区活动么，那时候都不是特正式，但是都搞得特别热闹，谁都不是为了钱，都是为了好玩。
2011年，一元公社纪录片放映活动上 主持人闲（左）与乔晓彭（右）
“我就在慢慢找，谁在性和性别方面最受歧视，我就做这个人群。”1998年可能10月份我就走了，先是工作一年，然后去念书，念书本来是一年，接着就念下去了，2007年才回来，走了快十年。我当时念的是性别，Gender development（注：性别发展）。之前不是一直搞医改嘛，后来因为参加了世妇会，发现还有男女不平等的，就说要不然学学这个吧。那时候苏茜回国了，我也想跟她在一块念书，就去申请钱，可能因为我在中南海工作，人家觉得搞医改也应该懂性别，就给了我钱让我去念。念完了性别又去念性，就是英国的那个叫Sexual dissidents，性持不同政见者，美国就叫LGBT。念完两个硕士我又读了一个四年的博士，博士论文做的是艾滋病，2003年回来做了一年的访谈，又回去写论文。念完博士之后到印度工作了不到一年，在亚洲性资源中心当主任，那个老板特别差劲，我就辞职了，2007年回来的。
我都不知道回来干什么，就想有工作就做，做顾问什么的。福特基金会找过我两次，问我想干什么，我都没想法。“粉色空间”是后来几个认识的女同说好一起做的。我其实不想只做女同，我们现在主要做的都不是女同的项目，因为比较起来，小姐没有组织，同妻没有组织，女同还是有一些组织，有一些声音，有一些渠道，有一些资源的。我就在慢慢找，谁在性和性别方面最受歧视，我就做这个人群。比如同妻，我采访过一个同妻的故事，被《嘉人》杂志登了，好多小白领打电话过来怀疑自己是同妻，有些真的是，都挺惨的，比那些男同性恋惨多了，那些男同性恋还能出去找，这些女的就觉得受骗了，没地说去。我问过一个同妻：这跟老公在外面有外遇，找了一个女的，有什么区别吗？她说，有区别，那个你能说，人家能理解，这个不能说，没人理解。就这么大区别，不能说，她就惨。同妻是全世界的问题，美国的同妻网和我们有链接，最近《经济学家》登了我们的同妻组织，根本没采访我，我都不知道怎么登的，然后《参考消息》全文转载，中文报纸能写同性恋就不错了，我挺高兴的。我就想接着做这些人群，我刚请了一个专家，要做残疾人与性的项目，我们要推广，要不然别人也不知道原来残疾人还有性，还有性的需求，还有欲望，还有感情，人们尽看你的残疾，不把你当人看，所以我们就做这个，我相信能做得特别好。我还看过一个单身母亲的小组，很多都是中年妇女、下岗女工、很多离了婚，没有别的工作能要她们，她们就去当保姆。又是下岗女工、又是保姆、又是离婚的，多重歧视，我也想做她们的项目。现在女同可以有一些渠道去争取性权利了，这些人群可以和女同去学，怎么去组织，怎么发出声音，怎么样去做自己的representation（注：表达），把他们的故事也表达出来，鼓励他们去成立组织。
《宠儿》海报
做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动力。比如disability（注：残疾人）这个事，我知道艺术的形式感染力特别强，肯定能给残疾人的感情生活，他们的性，他们的欲望一个再现，要不然的话没人知道。我去英国开会的时候，请一个老师给我介绍一本关于disability in sex（注：残疾人的性）的书，他想了半天说，没有。我说，好，太好了，没有的话我就要做，我就特别想做这事。包括那个残疾人之家的主任都说，快来做做这个吧，残疾人没完没了的生孩子，你说都生一群废物，这个社会可怎么办呢！真的，我不想改变太多，我就想改变一点他的想法，对在他的关爱之家的那些残疾人都会有帮助，他首先把他们当作人，他知道这些人都是有感情的，是有性的需求的，从另一个角度，他能学到一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
乔晓彭执导的电影《奇缘一生》(2013) 海报“我从来不把自己当学者，我也确实不做什么研究，我就说我是积极分子。”
我们主要是支持几个积极分子，然后由他们再去发展。我原来给一个艾滋病的组织，国际艾滋病联盟做过顾问，主要就是给那几个男同积极分子做培训，2003年我回来的时候全国才找了7个积极分子，我们就培训，全国各地去培训，他们回到社区里就是骨干，他们再发展下线的积极分子或者他们的骨干，你提供给他们培训的能力，也鼓励他们做同志怎么开心、怎么光荣，让他们别老藏着，藏着没法组织。2003年我给他们做的培训，到2005年已经有几百个同志组织了。所以培训积极分子特别有用，无论是小姐的工作还是残疾人的工作，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是积极分子，但是有积极分子就能通过活动锻炼一些人。
在英国上学的时候，给我做考官的一个老师是搞参与式研究的，研究得特别深，他每次开会都是用这个方法，特别有效。我们开会都不会坐成一排一排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一小圈一小圈的人聊。我觉得我知道参与式的精髓，我就愿意用这个方法去组织活动，你就得依靠这些人，你说你哪能帮得了那么多人？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做事。当然方法也挺有用的，但是最主要的是理念。我们叫同妻来开会也是，大家先倾诉，每个人哭一圈，先都哭够了。大家在一起相互诉苦，诉了苦才知道我们有共同的身份，才会有身份认同感，可能就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愿意出来做事了。人都是不同的，有人喜欢干这个，有人喜欢干那个，有人特点是这样，有人特点是那样，我们就得找共同点。粉色空间现在是三个人，我、Eva还有凌，我们就找共同的兴趣点，大家都跟性有点关系嘛，也都觉得女同的工作做够了，想去做别的，所以就志同道合。
我们有经费，有福特的钱，也有别的机构的钱，都是外国机构，没有国内的。我现在都懒得申请钱，申请钱之后，doner（注：资助方）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没意思。我们之前申请到过钱，关于女同的研究，但是就非得要求你做什么定量的调查，我就得把它改着弄，改成定性的，你也得有一些定量的东西，让它能过得去。刚开始就是在拉拉沙龙里面，可能那天去了50个人，分成10组，让大家提出所有关于女同的问题，我就贴在墙上分类，分完类可能就分成七八个小组，比如说形式婚姻是一个组，把形式婚姻所有的问题拿过来，再让这个小组把问题细化。我们的问卷就是这么出来的，都是参与式的。我下到地方的时候，基本还是这个问卷，这些基本就是女同关心的问题。不是你坐在家里闭门造出来的，通过大家讨论就哗哗出来了，通过问题也就把故事讲出来了。
我从来不把自己当学者，我也确实不做什么研究，我就说我是积极分子。我觉得把别人作为一个object（注：客体、对象），去研究别人，而不为这个群体服务，这是不道德的，做博士就更不道德。可能更多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名，或者提拔做教授啊，不一定完全是为了改变政策。我就特别高兴能做党校读本，写这些故事，加一点分析，让那些党校的人看，这个有用，能影响到政策，影响到他们的思维就有好处，他们不接触老百姓，不可能到戒毒所去住，不可能去感受一个村子的人都不理你是什么感觉。要是理论文章人家不会看，故事人家就看，我读博士的时候最喜欢看的几本书都是故事，也都是最棒的教授写的，其实理论怎么来的，都是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故事特别有用。
我没想到过要衡量是否成功，就觉得做得高兴，也觉得有用，对这个群体有用，他们也觉得有用。肯定是想要做得更好，比如小姐、同妻，想让她们也变成有组织，像同性恋似的，有更多的组织，更多的声音，有能力替这个群体说话，最后可能影响到政策的改变，这也是一个期盼。
我们主要是支持几个积极分子，然后由他们再去发展。我原来给一个艾滋病的组织，国际艾滋病联盟做过顾问，主要就是给那几个男同积极分子做培训，2003年我回来的时候全国才找了7个积极分子，我们就培训，全国各地去培训，他们回到社区里就是骨干，他们再发展下线的积极分子或者他们的骨干，你提供给他们培训的能力，也鼓励他们做同志怎么开心、怎么光荣，让他们别老藏着，藏着没法组织。2003年我给他们做的培训，到2005年已经有几百个同志组织了。所以培训积极分子特别有用，无论是小姐的工作还是残疾人的工作，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是积极分子，但是有积极分子就能通过活动锻炼一些人。
在英国上学的时候，给我做考官的一个老师是搞参与式研究的，研究得特别深，他每次开会都是用这个方法，特别有效。我们开会都不会坐成一排一排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一小圈一小圈的人聊。我觉得我知道参与式的精髓，我就愿意用这个方法去组织活动，你就得依靠这些人，你说你哪能帮得了那么多人？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做事。当然方法也挺有用的，但是最主要的是理念。我们叫同妻来开会也是，大家先倾诉，每个人哭一圈，先都哭够了。大家在一起相互诉苦，诉了苦才知道我们有共同的身份，才会有身份认同感，可能就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愿意出来做事了。人都是不同的，有人喜欢干这个，有人喜欢干那个，有人特点是这样，有人特点是那样，我们就得找共同点。粉色空间现在是三个人，我、Eva还有凌，我们就找共同的兴趣点，大家都跟性有点关系嘛，也都觉得女同的工作做够了，想去做别的，所以就志同道合。
我们有经费，有福特的钱，也有别的机构的钱，都是外国机构，没有国内的。我现在都懒得申请钱，申请钱之后，doner（注：资助方）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没意思。我们之前申请到过钱，关于女同的研究，但是就非得要求你做什么定量的调查，我就得把它改着弄，改成定性的，你也得有一些定量的东西，让它能过得去。刚开始就是在拉拉沙龙里面，可能那天去了50个人，分成10组，让大家提出所有关于女同的问题，我就贴在墙上分类，分完类可能就分成七八个小组，比如说形式婚姻是一个组，把形式婚姻所有的问题拿过来，再让这个小组把问题细化。我们的问卷就是这么出来的，都是参与式的。我下到地方的时候，基本还是这个问卷，这些基本就是女同关心的问题。不是你坐在家里闭门造出来的，通过大家讨论就哗哗出来了，通过问题也就把故事讲出来了。
我从来不把自己当学者，我也确实不做什么研究，我就说我是积极分子。我觉得把别人作为一个object（注：客体、对象），去研究别人，而不为这个群体服务，这是不道德的，做博士就更不道德。可能更多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名，或者提拔做教授啊，不一定完全是为了改变政策。我就特别高兴能做党校读本，写这些故事，加一点分析，让那些党校的人看，这个有用，能影响到政策，影响到他们的思维就有好处，他们不接触老百姓，不可能到戒毒所去住，不可能去感受一个村子的人都不理你是什么感觉。要是理论文章人家不会看，故事人家就看，我读博士的时候最喜欢看的几本书都是故事，也都是最棒的教授写的，其实理论怎么来的，都是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故事特别有用。
我没想到过要衡量是否成功，就觉得做得高兴，也觉得有用，对这个群体有用，他们也觉得有用。肯定是想要做得更好，比如小姐、同妻，想让她们也变成有组织，像同性恋似的，有更多的组织，更多的声音，有能力替这个群体说话，最后可能影响到政策的改变，这也是一个期盼。
乔晓彭执导的电影《奇缘一生》(2013) 海报本文访谈于2010年3月
访谈 | 罗名、鸽子，整理 | 懒人
排版 | 艾琳
图片来源于网络
访谈 | 罗名、鸽子，整理 | 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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