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戴利（Mary Daly，1928-2010）是争议的老熟人。作为女性主义哲学家、神学家以及语言学家的她，从来不顾虑公开以女同志身份发言。墨守成规、委曲求全绝对不是她的性格，她要把一切让女人裹足不前的旧制度打个稀烂。

　　从组织化的宗教到陈腐的学术圈，从男人本身到摧残生命的男权主义文化，玛丽•戴利把种种落于女人身心上的“力道”批了个体无完肤。她的著作才华横溢，远非一通抱怨之辞，她意气风发地辟出解放之路，毫不留情地把大男子主义踢到一边去。



　　1928年10月16日，玛丽•戴利出生在纽约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裔家庭。在天主教学校就读期间，宗教和哲学让她着迷。在印第安纳州的圣玛丽学院（St. Mary's College）获得宗教博士学位后，她希望向神学领域深造。然而，美国当时竟然没有任何一所神学院对女性敞开大门，这让戴利大失所望。她一气之下远赴瑞士，在弗里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ibourg）连获天主教神学博士和哲学博士两个学位。

　　1966年，玛丽•戴利回到美国，开始在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任教授助理，她漫长的“革命”生涯由此拉开序幕，此后的她一直毫不动摇地倡导女性主义的反叛、挑战性别体制的压迫。

　　她的第一本著作《教会与第二性》（The Church and the Second Sex）于1968年面世。这是一篇向天主教会的妇女观挑战的檄文。该书很快在她任教学院的管理层中激起了反应，玛丽•戴利被通知学期结束后将不再续聘。出乎意料的是，她的学生——当时还全是男生——异口同声地对他们的老师表示支持。学生们的抗议最后不仅使学院续聘了戴利，还给了她副教授的职位。


《教会与第二性》

　　接下来的三十年，玛丽•戴利继续在宗教研究和女性研究这两个领域里任教。关于妇女解放，她著作等身、演讲遍地。随着她在这条道路上的坚定步伐，她的观点也越发变得激进。

　　在她1973年的著作《天父之外：通向妇女解放的哲学》（Beyond God the Father: Toward a Philosophy of Women's Liberation）中，玛丽•戴利认为一切组织化的宗教都是父权的派生物，因此无一例外都是贬抑女性的。而在1978年她对激进女性主义的论述中，戴利已经觉悟到女性的现实需要一套崭新的语言来叙述，如此才能冲破在语言概念上的父权压迫。


《天父之外：通向妇女解放的哲学》

　　当她与合作作者一起编纂《新韦氏英语词典》（Websters' First New Intergalactic Wicked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时，玛丽•戴利就把上述语言观付诸了实践。她曾说：“语言的解放根植在我们自身的解放之中。”在她参与编纂的辞典里，戴利创造了表达女性的精神世界和解放诉求的新词汇。


《新韦氏英语词典》

　　然而，哲学出身的玛丽•戴利著书立说的口吻却远非面目肃然。她喜欢文字游戏、一语双关，她的行文就仿佛在父权主义者的大胡子上轻松却坚决地拽上一把，让对方喊痛都来不及。她还很注意文本与读者的互动，并在写作时为此留下了充分的空间。

　　早在1970年代初期，玛丽•戴利就公开了自己的女同性恋身份。但是，作为整体论的拥护者，她从未仅仅将此视为性倾向而已，而是把女同性恋纳入了女性主义视角的崭新宇宙观中。

　　在她编纂的辞典里，玛丽•戴利对女同性恋的定义是：“爱女人的女人，打破了关于女人的重大禁忌的女人，全方位接触女人的女人，拒绝一切对男人的执迷不悟的忠诚的女人”。从这一立场出发，戴利对同志解放运动兴趣索然，她认为那不过又是一个男人主宰的游戏罢了。她也对当时的跨性别议题大加鞭笞，批评跨性别者让性别刻板印象更加根深蒂固。


玛丽•戴利手持克里特双斧（双斧是亚马孙女战士的武器，女同性恋者力量和团结的象征——译者注）

　　在她的整个女性主义生涯中，玛丽•戴利都是一个铁杆的分离主义分子。她强调“女性独有”的空间，她跟男性沙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叫板。1970年代中期，她开始把自己教授的女性研究课程作为女生的专利，虽然她也个别地指导男生，但她却感到课堂里哪怕一个男生的存在也会戏剧性地改变讨论的氛围。社会让男人习惯了高谈阔论、咄咄逼人，也让女人习惯了低声下气、拱手相让，女孩们常常因为男生的在场而无法畅所欲言。

　　“女生专属”的授课政策虽然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玛丽•戴利却坚定地继续推行。直到1999年，两个不速之客出现在她的课堂上——这两个受右翼团体支使的男生并未取得听课资格，也根本就不是诚心求学，他们只想来捣乱一番而已。波士顿学院却借此机会，强迫戴利重新“开放”她的课堂。



　　玛丽•戴利没有屈从。她请假不再开课，学院则威胁要让她从此退休。右翼团体企图起诉学院有“歧视男生”之嫌，戴利则针对学院的退休威胁，上告法院指出这有悖她的终身教职地位。法院最后在2001年做出判决，戴利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赔偿。

　　退休的戴利实际上“退而不休”，她继续写文章、发演讲，精神矍铄地奋战在女性主义的前沿阵地上。2010年1月3日，82岁的玛丽•戴利告别了这个她不断挑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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